——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外部经济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多、资金过度进入虚拟经济等挑战，在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在中低端徘徊、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因素，亦导致一些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盈利能力下降。中央在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中，已明确提出振兴实体经济的重大任务。如何纠正“重虚轻实”“脱实向虚”倾向，如何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等，都是今后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实体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增速减缓、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下降、虚拟经济泡沫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经营环境趋紧、下行压力加大，出现了增长放缓、结构性矛盾突出、效益下滑等诸多问题。

  首先，实体经济增速下降明显。从多项指标看，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下行态势。201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9%，为1992年以来最低。2016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虽呈现缓中趋稳的态势，但绝大部分是非主营业务的增长，能否持续有待观察。其次，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随着运营成本快速上涨，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亏损面不断扩大，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再次，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供需结构不匹配，特别是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问题十分尖锐。近年来，一些新兴产业也有产能过剩的苗头和隐忧。同时，我国产业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造成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

  造成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加大。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不健全、传导路径不畅通，大量流动性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存在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弃实投虚”的现象。特别是金融、房地产及其他虚拟领域的快速膨胀和过度投机行为，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境。虚拟经济投资时限短、回报率高，吸引大量资本流入，造成实体经济资金严重不足，实体经济“失血”现象突显。据测算，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在6%左右，而证券行业、银行业平均利润率都在30%左右。与此同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也在快速上升。据测算，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到2015年已超过140%。过高的杠杆率不但容易引发金融泡沫，导致金融利润率虚高，而且吞噬了实体经济资本。除金融领域外，我国房地产业的无序发展，也严重损害了实体经济发展。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长期过度看重房地产对GDP、财政收入的贡献，甚至一度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支持，在宽松的融资手段支持下，不仅使房价严重脱离国情、超出居民购买能力，而且导致房地产形成较高的盈利能力与财富积累能力，诱导实体经济资本大量涌向房地产，直接抬高了实体经济生产成本，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

  二是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刚性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利润空间。随着工业化迅速推进，支撑我国实体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传统要素优势正逐步减弱，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实体企业综合生产成本快速上升。突出表现在：能源原材料价格涨幅明显偏高；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实体企业出现招人难、用人难、留人难的问题；企业税负重，据测算，企业已缴税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7.8%，其中应缴增值税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3.7%；融资成本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是实体经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这是造成实体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企业创新意愿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由于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很多实体企业根本不愿意进行原创性研发；人才短缺、研发投入少，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受制于人，国际领先企业往往将销售收入的5%以上作为研发投入，而我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只有2%左右；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有待加强，普遍缺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与新商业模式的推动；缺乏企业家精神，企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四是体制机制制约依然严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不完善，资源合理分配的体制机制尚未理顺，各种门槛和壁垒犹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尚需改善，除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私人产权保护不够、法制环境欠缺、政府干预过多等老问题外，阻碍民间资本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仍然存在。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政策落实不到位，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缺乏，难以激活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力。市场体系不完善，产业退出机制不健全，政府管制依然存在较强行政干预色彩，资源、产品和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的机制尚未形成。

  五是市场需求明显减弱。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叠加、有效需求不足，也是造成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明显衰退，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贸易陷入低迷，外部需求总体偏弱。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呈现加速向实体经济回归的新趋势，一些新兴经济体则加紧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领域展开国际竞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逆势增长，使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国内市场需求约束明显强化，内需疲软已成为制约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

振兴实体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是加快体制改革，激发实体经济活力。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协同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营造商业氛围、健全信用环境、优化政务环境、完善法制环境。要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交易平台，发展各类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地区、行业、企业间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积极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投资渠道，推动社保资金、保险资金等投资领域的多元化，加快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建立风险资产管理和资信评估制度；要加快垄断行业市场开放步伐，积极推进垄断行业和领域产权、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垄断环节的特许权竞争，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大力推动民间投资，在政策和资源配置上要给民间投资平等的地位和待遇，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保证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实体经济创新能力。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特别是要加快培育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资源，打造创新平台，完善创新体系，优化创新环境，推动科技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依靠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发展。加快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融资、研发设计、科技成果检测、咨询等创业创新服务，实现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积极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加快发展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创业服务平台建设；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同时，完善创新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造就一批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家群体，培养一批由科技人员、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创新群体。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与监管，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坚持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视同仁、统筹规划，既要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提升作用，完善虚拟经济市场监管体系和制度建设，有序推进虚拟经济各层次的发展，又要坚决抑制虚拟经济盲目发展，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尤其要防止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

  要强化制度约束与规范，坚决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其一，要加强股市监管，严厉打击黑幕、投机行为，抓紧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新股发行和退市制度。其二，要规范金融市场行为，建立统一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实行集中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市场交易和清算制度，加强法规与监管体系建设，增强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透明度。彻底整顿理财产品市场，打击各种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对投资品市场交易的监测和监管，坚决打击过度炒作行为。其三，要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大力推进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加快以行政性调控为主到以经济杠杆调控为主的转变，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减少房地产无序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挤压。

  要创新和改进金融服务，真正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其一，要加快构建多层次、多样化、服务能力更强、适用对象更广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积极推动金融业改革创新，实现金融行业从自我循环向服务实体经济的转变。其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租赁机构和综合服务中心。加强社会信用环境和征信体系建设，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其三，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和金融租赁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引导资本流向那些发展前景较好的优质企业。要尽快取消“信贷规模管理”，赋予商业银行在合规框架下的市场化自主决策权，进一步增强信贷供给能力，优化信贷投向结构，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

  四是进一步加大降成本力度，重塑实体经济竞争新优势。要加强各部门协同配合，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全力打好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人工、税负、社会保险、财务、生产要素、物流等成本“组合拳”，全面减轻企业负担。围绕深化简政放权，加快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降低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为重点，加快水、电、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要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大财政体制改革力度，实现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消除由“地王”催生的土地价格暴涨。加快构建扶持民间投资的财税支持体系，通过财政补贴、税收抵扣、贷款贴息、加速折旧等多种支持方式，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以减税为中心目的，将扶持“三农”的某些政策“移植”到中小企业方面，对中小企业“少取多予”。以拓宽融资渠道为着力点，推动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治理整顿活动，建立惩处机制和多种涉企收费维权机制。

  五是加快新技术运用，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强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突破制约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培育、营销等关键环节，加快实体经济价值链升级、禀赋升级、载体升级。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前景好、容量大、效益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着力推动产业价值链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深化延伸。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加快促进新技术和新兴产业交叉渗透融合，推动基于网络化、智慧化的多元产业“跨界融合”，积极培育新兴信息技术与传统优势产业融合、新兴信息技术与其他高技术产业交叉融合而衍生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采用数据和平台新规则加快构建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系统。要大力推动基于互联网的制造模式变革，加快形成云端制造生态体系。推动制造业研发、生产、管理、服务与互联网和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推进产品、生产、装备、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柔性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重构制造业生态圈。

  六是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加快融入国际产业价值链体系。要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积极探索合作新模式，鼓励外商投资实体经济，加强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合资合作，尤其要吸引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管理中心，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快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积极引导实体企业“走出去”，推动实体企业在境外开展并购和股权投资、创业投资、联合经营，设立分支机构、研发中心、实验基地，建立全球营销及服务体系。鼓励实体企业加快发展国际总承包、总集成，带动包括装备、技术、标准、品牌在内的产业输出，培育“优进优出”新模式，引导国际产能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发展，拓展市场新空间。